自由思想

这个博客实在不稳定，所以很久前就寻了两个新窝：一个牛博，一个博客大巴。

现在登录牛博有点困难，暂时没法顾及，因此决定重点照顾博客大巴这个。

但因是手工搬家，拖拖拉拉直到前几天才搞完。

不过，现在这个博客仍然会维护。尽量做到两边同步更新，也算互作备份，以防万一。

新家 — — — —

一下打死七个 ： http://freethinking.blogbus.com/

法军将领对马其诺防线的看法：

“对于贝当、魏刚以及其他主要法军将领所长期保持的这种信念（我注：对连贯防线的信念），必须指出，他们坚持防御战——新建庞大的防御工事体系可以增强防御作战的能力——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决心在未来的任何战争中减少法国人的流血牺牲。他们厌恶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间的浩劫。不仅如此，他们的判断力足以使他们意识到，另一场这样流血的战争将会成为法国的末日，纵使它能再次获胜。我们已经看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尼维勒将军因其准备不足、考虑不周并缺乏目的性的进攻而鲁莽地铸成大错时，正是贝当使法军的步兵部队免遭大规模杀戮。此后，作为新任法军总司令的贝当规定，在法军拥有压倒性的炮兵火力优势从而使步兵部队能够在没有大批人员伤亡的情况下向前推进之前，不得发动任何攻势。在军队中，他以体恤部下、爱惜士兵生命的将军著称。”（《第三共和国的崩溃——1940年法国沦陷之研究》 威廉·L.夏伊勒著 戴大洪译 新星出版社 2010年1月第1版 188页）

法国民众对马其诺防线的看法：

“不要紧，在气势雄浑的马其诺防线后面，法国人民感到了安全。他们产生了一种‘马其诺防线情结’，相信这些防御工事下一次可以在守军几乎无须伤亡的情况下阻止德国人的进攻。这迎合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流血牺牲仍然元气大伤的法国人民内心深处的思想感情。这种情结抓住了几乎所有人的心：如果另一场与德国人的战争爆发，法国青年不会再因抵抗这个宿敌而惨遭杀戮，甚或不会再被要求忍受太多的战争之苦。马其诺防线巨大的洞穴式防御工事修建在地下深处，有六到七层，非常舒适：配有空气调节设备、清洁卫生的食堂、淋浴式浴室、阅览室和电影放映室。这里的大炮将会阻止德国佬前进。不会再有像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那样血腥泥泞的战壕了。”（同上，192页）

法国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代价：

“在战火中化为乌有的价值一千三百四十亿金法郎的商品和财产最终可以被替代，而将近一百五十万阵亡者却是无法替代的。每十个法国人当中就有一个死于战场，而且正像在一场长期的战争中总是发生的那样，死得最多的正是国家未来所系的年轻人。在十八岁到二十八岁的年轻人当中，每十个人就有三个人死去。对国计民生至关重要的知识分子伤亡的严重程度居第二位。每一百名自由职业者当中有二十三名阵亡。在受伤的四百二十六万六千人当中，一百五十万人终身残废。如此严重的人员伤亡必然要在未来几十年的时间里削弱法国的国力。”（同上，141页）

“内阁成员马塞尔·桑巴的侄子安德列·瓦拉尼亚克，以他的亲身经历对死亡率的情况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于1914年到达服役年龄，8月大战爆发时因病免征入伍，到同年圣诞节时，他发现和他在公立中学同班的27个男同学中，他是惟一的幸存者。”（《八月炮火》 巴巴拉·W.塔奇曼著 张岱云等译 新星出版社 2005年5月第1版 352页脚注）

当然，以上这些并不能构成依赖马其诺防线的充分原因，毕竟防止伤亡和溃败的可能选择并非只有连贯的防线。

或者说霞飞这类领导挺有意思。他们见识未必高明，谋划未必深远，不过意志坚定，冷静沉着。前者可能导致他们在一开始犯下大错，而后者则能使其能够在一片恐慌消沉的氛围中稳定人心进而力挽狂澜。 

1914年，法军总司令霞飞面对德军横扫法国北部兵锋威逼巴黎的局面，并未惊慌失措或者陷入消沉。正相反，他依然三餐不断，每日十点准时入睡。霞飞这种坚定的信心有时会被视作愚蠢的自负，但在失败主义逐渐蔓延的时刻却的确可贵，而对于抓住时机组织一次看似不可能的反击而言则更是非常必要。有意思的是，他的对手德军总参谋长毛奇在德军节节胜利的情况下也缺乏此种信心，其结果是他尽管清醒地看出德军潜在的危险但也缺乏坚决的决心克服之。

这也让我想起钮先钟那篇比较二战美军与德军的文章（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084607/），其中提到德军教范强调战争”对于人的整个性格（personality）作最高度的要求“。此一观点当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所以如此，乃是因为我竟然可笑地一直忽视了战争中的人格（最为关键的就是意志力）因素。当然，我明白战争是经济的较量，是政治的较量，是技术的较量，是运气的较量，就人的因素而言，也是智识的较量。然而，我对战争中的人的因素的认识似乎也就止于智识。显然，我过度看重了军事领袖的智识力量，而没有真正意识到一个思维敏锐、足智多谋然而优柔寡断、意志薄弱的将军所可能带来的灾难。换言之，我只记得了写《孙子兵法》的孙子，却忘了斩杀美人的孙子。

回到1914年的法国前线。第5集团军司令朗勒扎克的悲观、明智与毛奇类似，他早早指出了霞飞低估德军右翼力量的失误，然而他在预言实现时刻的喋喋不休却招来了被解职的命运。尽管很难搞清楚霞飞对他的处置是否包含报复的私心，但我们大概也很难否认霞飞这一决定的必要性。一次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扭转局面的关键反击，需要的也许正是专横蛮霸然而斗志高昂的指挥官（比如朗勒扎克的继任者德斯佩雷），而非见解高明然而满腹牢骚的预言家。

话说回来，如果在现实中遇到霞飞这样的领导，我想我的对他第一印象很可能与当时的很多法国年轻军官一样——傲慢愚蠢。而假设霞飞在”马恩河奇迹“之前被免职，那也就很可能成为他留给人们的永久印象。 

读《第三共和国的崩溃》（http://book.douban.c​om/subject/4145391/）及《八月炮火》（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322401/）有感。

“一连数月，他执意要证明自己的设想是正确的。他拖着两块铁锭，大声念着墨尔基阿德斯的咒语，一块一块地查遍了整个地区，连河底也没有放过。他唯一发掘出来的东西，是一副十五世纪的盔甲。盔甲的各部分已被氧化物锈住。敲起来里面空洞有声，活像一只装满石头的大葫芦。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和他的远征队的四名壮士拆开盔甲，发现里面有一副石化了的骷髅，脖子上挂着一个小铜盒，盒内有一绺女人的头发。”

—— 《百年孤独》

“圣地亚哥·纳赛尔身上的刀伤很多，有七处是致命的。肝脏几乎在正面被两处很深的刺伤分为两半。胃部有四处伤口，其中一处扎得那样深，穿透了整个胃部，胰腺被破坏了。结肠有六个小孔，小肠部分多处受伤。背部在第三节椎骨处挨了惟一的一刀，右肾扎穿了。腹腔里积满了大血块，在从肠子里流出的排泄物中发现了一枚金质奖章，那是圣地亚哥·纳赛尔四岁时吞进肚里去的。胸腔两处被扎穿，一处在右侧第二根肋骨附近，伤及了肺，另一处贴着左腋。另外，手和臂上有六处轻伤，左大腿和腹部被横着砍了两刀。右手掌被深深扎伤了一个口子。报告说：‘活像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伤痕。’脑浆比正常的英国人要重60克，阿马多尔神父在报告上写道：‘圣地亚哥·纳赛尔有超人的智力，前途无量。’但是，他在末尾的注文中指出：‘肝脏肥大，炎症未消。’‘这就是说，’神父对我说，‘他最多只能再活几年。’恰巧，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确实在圣地亚哥·纳赛尔12岁时为他治疗过肝炎；在回忆那次解剖时，他极为不满。‘只有神父才会这样愚蠢，’医生对我说，‘永远没有办法使阿马多尔懂得我们热带人比西班牙人的肝脏要大。’报告最后说，造成死亡的原因是大出血，因为七处大伤口的任何一处都会引起这种后果。”

——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也许作者对这个“发掘”的意象十分钟爱而忍不住重复使用，尽管第二次采用了比第一次更加不经意的形式。但不管怎么说这个设计对于构建作品的历史纵深确有四两拨千斤之效。特别对于魔幻背景的《百年孤独》来说，时空的立体感可能格外重要。记得有评论指《百年孤独》行文至盔甲、骷髅就已经够了，之后打开小铜盒发现女人头发的细节近乎忍不住卖弄的俗套。或许延迟这个铜盒的打开以设计一个二次发掘的情节倒能在保留这个细节的同时稍稍掩饰其俗滥气息？当然，那也意味着可能有必要赋予铜盒这个物件某种作者并未打算赋予的独特意义。既然无法僭越作者的地位，那我只能期待在一部从未写出的小说中曲折地卖弄一下这种高阶的俗套。

所谓“颠覆性宣传”，简单地说就是：煽动人们以暴力或其他违法方式颠覆政府的言论。既然其重点在于“暴力或其他违法的方式”，那么无论是号召选民在大选中让民主党政府下台，还是鼓吹修宪以实行共和党一党专政或以单一制取代联邦制，都不能算作颠覆性宣传。鼓吹改变现有制度以及政府本身并非犯罪，否认这一点也就是否认任何政治改革及演进的必要性；鼓吹改变现有制度以及政府的权利也是平等的，否认这一点也就是否认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并常常使一小撮人将他们的偏好强加于大众成为可能。固然，在不煽动暴力或其他非法行动的单纯的宣传鼓吹中可能存在对现有制度及政府的诋毁诽谤，但无论其是否恶意以及有多严重，那都属于另一个问题——关于“诽谤”的问题，而与颠覆性宣传无关。

对于涉嫌煽动人们以暴力或其他违法方式颠覆政府的言论，虽然其可能带来危险的后果，但其是否应受制裁并非一个简单的问题。其原因就在于煽动革命毕竟不同于教唆放火。颠覆性宣传一方面可能引发非法的行为，但另一方面也往往含有对政府和社会的严肃而有力的批评——比如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宣传。作为一种思想的表达，颠覆性宣传中含有的批评对于公众来说有其价值，而这种价值也正是保护言论自由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所珍视的。而且如果的确有人被颠覆性宣传煽动的话，其所以如此的理由也正是这种批评。事实上，霍姆斯大法官在1925年吉特洛案的异议书中就表达过这样的观点：

“每种思想都在作煽动。思想促使自身成为信仰，而且它一旦被信仰，就会得到人们的一体遵行，除非其他信仰的影响力超越它，或者这种思想天生欠缺活力以至于举步维艰。从狭义上讲，思想表达与煽动言论之间的唯一区别是说话人是否热衷于结果的出现。雄辩可能影响人们的理智。但无论多么蛊惑人心，言论始终无法在此刻点燃冲天大火。从长远的观点看，假如无产阶级专政中蕴含的信仰注定会为社会中的芸芸众生所接受，言论自由的唯一含义就是应当赋予它们公平机会，任其发展。”

概而言之，避免颠覆性宣传的可能危险与保护思想的自由表达间存在着微妙的紧张，而如何恰当地平衡两者也就成了美国言论自由史上的关键性问题。

历史上，美国就是否应更严厉地制裁颠覆性宣传出现过多次反复。在《言论的边界》的作者安东尼·刘易斯看来，其根源在于国家周期性的恐慌：一战时对德国人的恐慌，一战后对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恐慌，二战后对苏联崛起的恐慌，911后对恐怖主义的恐慌，等等。每当这些恐慌来临，言论自由的底线一退再退；而当恐慌消退，随之而来的又是悔恨与道歉。尽管在这些反复中出现了不少令后人遗憾的案例，但在各种捍卫言论自由的公民个人、团体以及法官的积极努力下，最高法院还是通过一系列判决逐步拓宽了言论自由的范围。例如，前面提及的霍姆斯大法官就在1919年申克案的意见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明显的和现实的危险标准”，即除非言论导致明显的和迫切的危险（比如“在剧场中不适当地高喊着火了并引起公众恐慌”），否则依然受第一修正案保护。虽然这个标准在之后的岁月中被不断修正，但其对侵犯言论自由的行为的高度警惕却被继承。值得一提的是，霍姆斯在申克案中判定散发反征兵传单的当事人有罪，虽然以现在的标准看来，那些传单上的言论显然会受到保护。这一事实也反映出美国言论自由发展历程的曲折与复杂。

对所谓“颠覆性宣传”的压制常常被冠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然而，一位在威尔逊（有名的进步主义总统，但在保护公民自由方面声名不佳）政府时期被逮捕驱逐的“激进分子”说的好——“公民能够自由表达其希望与意愿，乃是一个健全社会最大且惟一的安全所在。”

《美国的言论自由》 ［美］小哈里·卡尔文著 杰米·卡尔文编 李忠、韩君译 三联书店 2009年6月北京第1版

《花花公子》、《阁楼》、《深喉》等杂志、影片的存在以及美国对言论自由的众所周知的保护，可能会使人以为在美国淫秽色情出版物因言论自由而合法。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美国最高法院在1957的罗思诉美国案的判决中明确表示：淫秽不属于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宪法修正案）的保护范围，因而应当受到适当的管制。既如此，那么保护《花花公子》们的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的答案需要从最高法院对何谓“淫秽”的判定，及其关于公民持有淫秽作品的权利的判决中去寻找。

最高法院在罗思案的判决中给出的“淫秽”标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按照当时社会的标准，作品的基调是否在整体上渲染色情趣味”。相对于过去普通法标准以易受伤害群体为出发点及采用断章取义的解读方式，罗思案标准中的“普通人”、“基调”等措辞限制了审查的空间。之后，最高法院在1962年的曼努埃尔公司诉戴案中又增补了一个限制条件：“显然冒犯”。到了1964年雅各佩利诉俄亥俄州案，罗思案标准又得到两点补充：“当时社会的标准”是全国性的，而不是地方性的；作品应“完全缺乏社会价值”。到了1966年的回忆录案，最高法院再次给出了一项严格的三维标准：（1）作品的基调整体上渲染性的色情趣味；（2）由于作品显然违反当时描写或者表现性的社会标准，所以它显然冒犯受众；（3）作品完全缺乏社会价值。该标准要求三个要素必须同时具备，因此使得政府的审查空间极为有限。在与回忆录案同天宣判的金兹伯格诉美国案中，最高法院就淫秽的判定还引入了“拉皮条”这一原则，即如果被告将自己的作品作为淫秽作品推销，则他将无法抵赖其宣传行为。然而这项原则与前述三维标准并不完全等同，甚至可能产生冲突。1973年，最高法院在第一巴黎剧院诉斯莱顿案与米勒诉加利福尼亚州案的判决中修正了回忆录案的三维标准，提出了三条新标准：（1）“普通人按照当时社会的标准”，从整体上看是否认为作品渲染色情趣味；（2）作品是否显然冒犯公众，刻画或者描写现行法律特别限制的性行为；（3）从整体上看，作品是否缺乏严肃的文学、艺术、政治或者科学价值。在新标准中，判断何谓“色情”及“显然冒犯公众”遵循的是地方的而非全国的标准；而第三点的“缺乏...价值”与旧标准的“完全没有社会价值”相比，可能导致政府管制空间的扩张。

在作出判决制定标准的过程中，最高法院内部常常面临严重的分歧，比如1973年标准就是以5：4的勉强多数拟制的，四位少数派大法官中的一位认为包括涉及儿童受众的所有淫秽管制均属违宪，另三位则认为不考虑儿童受众及受制受众（即无法规避淫秽作品的受众）因素的管制违宪。尽管最高法院的这一系列标准一直受到“混乱”、“模糊”的批评，但总的来说，这些标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政府对“淫秽”作品的审查权力，使得是否应管制所有“淫秽”作品的问题转变成了应具体管制哪些作品的问题。

至于公民是否有权持有淫秽作品这一问题，最高法院在1969年斯坦利诉佐治亚州案的判决中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如果说宪法第一条修正案意味着什么的话，它意味着政府无权告诉一个在自己房间内的人可以读什么书，看什么电影。我们的整个宪法传统强烈反对那种赋予政府控制人们思想的权力的观点”。不过，既然承认人们有权持有淫秽作品，那么同时却不允许任何人向他提供淫秽作品，其中道理何在？既然承认持有的权利，那么对传播的权利的承认不也是很自然的推论么？就此看来，斯坦利案的判决似乎暗含着对罗思案关于淫秽不受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这一观点的否定。然而在1971年美国诉雷德尔案中，最高法院重申恪守罗思案原则，判决适用于管制向自愿接受的成年人传播淫秽物品的联邦邮政反淫秽法并不违宪。于是，尽管一度接近，但最高法院还是没有肯定这一观点：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成年人乐于接受的淫秽作品。

正如前文已经提及的，最高法院中一直有少数派法官认为淫秽作品应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就此观点，作者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作者认为淫秽是对想象而非思想的特殊诱惑，因此这些法官以“政府权力不得涉足思想言论”、“政府不得审查任何观点”等说法来论证第一修正案对淫秽的保护缺乏说服力。

《美国的言论自由》 ［美］小哈里·卡尔文著 杰米·卡尔文编 李忠、韩君译 三联书店 2009年6月北京第1版

1．科学解释离不开普遍假设（即普遍形式的假设，被经验充分证实的普遍假设即普遍规律），历史解释也是如此；然而实际的历史解释往往没有包含对其使用的普遍假设的明确陈述，原因在于那些假设要么被视为理所当然，要么难以用经验证实。

2．科学预见与科学解释具有同样的逻辑结构：限定条件（初始条件及边界条件）＋普遍假设－>被解释或被预见的事件；而且除非解释能够起到预见的作用，否则其必定是不完整的。

3．作为对有关限定条件及普遍假设的模糊指示的科学的及历史的解释框架，其可靠性取决于它能否指出获得可由经验检验的扩充陈述的方向。

4．历史学家即使在“纯粹描述”中也必须不断地使用普遍假设，因为历史学家只能通过现有的资料间接地认识过去，而将现有的资料与过去的事件联系起来的工作是离不开普遍假设的。

5．“如果没有明确地阐明潜在的规律，断言某些量或特征之间的依赖或决定关系至多不过是认为它们是由一些未明的经验规律联结的；这真是一个非常贫乏的论断”，“因此，那种认为经济（或地理、或任何其他一种）状况‘决定’人类社会所有其他方面的发展和变化的概括论断，仅仅在它能由明确的规律证实的范围内才具有解释价值，这些规律表明究竟人类文化的那种变化才会有规律地跟随经济（或地理等）状况的变化而来。只有确立了明确的规律，才能赋予这一概括论断以科学的内容，才能使它经得起经验检验，才能赋予它以解释的作用。尽可能更精确地详尽阐述这样的规律看来显然是科学解释和理解的发展必须遵循的方向”。

（《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3月第1版 311－325页）

《李》书虽以“北洋舰队”为题，但实际上也涉及整个近代海军的历史脉络。因而，从关注的范围上讲，两书有很大的重叠。对照阅读两书，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对于颐和园与海军经费关系这一著名传说，两书均辟专节分析。虽《李》书更详细些，但两书的总的结论并无太大差别，即颐和园的修造确实挪用了海军经费，但并不如传说之巨。实际上，不少修园经费只是冒用海军经费名义以免“言论所疑”（如各地督抚所募集的“海军巨款”260万两，且这笔钱也主要是用于“存储生息，以备分年修理”）。从冒用海军经费名义亦可看出，清廷上下也知道花费巨款修园并非光彩之事，这似乎并不符合一般的民间想象。李鸿章作为北洋首领、督抚领袖在修园募款中自然起了很大的作用。前面所提的“海军巨款”即是他按醇亲王所嘱联络各地督抚所筹。两书在这一事实的叙述上并无差别，然而对李鸿章的动机分析及评价却有所不同。按《龙》书所言，李鸿章接醇亲王函后不辞辛苦上下周旋乃是因为他“悟出此乃慈禧的旨意”，而各地督抚也是“心领神会，争先恐后”，因而“充分暴露了官场的腐败和吏治的黑暗”。与之对应的是，《李》书对李鸿章则不无同情，认为“当时鸿章虽然身患重病”，“可是为获醇王对于海军及铁路的支持，却仍竭智尽忠地为之到处张罗”，以“不负醇亲王之所委托”。一则以为李此举是揣摩上意，以示谄媚；一则以为李此举是委屈求全，本意为公。两书所引档案同一（均据《李文忠公尺牍》），研判却何以有此差别？实因动机之分析难逃诛心之论。纵使调和两说，折中综合，虽然貌似公允合理，恐亦无法去除根本的认识论上的疑虑。

另外，在总结黄海海战教训时，两书亦有差别。《李》书分析北洋舰队训练问题时，以开战时“定远”舰于五千多米即发炮而日舰至三千米始还击为例，说明北洋方面（刘步蟾）不够沉着。但《龙》书则以为中国舰队乃是利用重炮射程远的特点以求占据主动先发制人。此处到底孰是孰非实与“定远”舰炮性能以及战术规范有关。《李》书在脚注中认为“定远”舰发炮时“相距五六千米，根本未达到有效射程”。然而，查《北洋海军舰船志》一书知“定远”舰305毫米主炮有效射程达7800米，因而刘步蟾于五千多米即开火并未超出火炮性能限制，至于是否有格战术规范则有待资料考证。此外，《李》书还指责刘未通告即放炮导致提督丁汝昌等震落甲板，此说法似基于丁汝昌等所在位置（《李》书云“飞桥之前”）危险的假定。然而，《龙》书则云丁等当时处于“舰桥”，其注释所引文献则云“将台”、“望台”。如按《龙》书所说，则主炮发射震塌舰桥实属意外（或有舰船保养的问题）而与刘应通告与否无关。虽然在此问题上《李》《龙》二书略有差异，但两者都认为丁等跌落乃是由本舰发炮所致。然而，《北洋海军舰船志》则以为飞桥是被日方炮火打坏而非被本舰炮火震翻，其根据是对舰艇结构的分析（“飞桥下方有一个大型的装甲司令塔起着托举和结构加强作用”，“为何两座露天炮台一点未受影响？”）以及丁汝昌本人的报告（“日船排炮将‘定远’望台打坏，昌左脚夹于铁木中，身不能动，随被炮火将衣焚烧，虽为水手将衣撕去，而右边头面以及颈项皆被烧伤”）。除此之外，《北》书还提及战后照片及维修记录可资证明，却又未实际列出及交代资料来源。总之，《北》书认为首次发炮掀翻飞桥之说源自在“定远”舰服役的洋员泰莱的回忆录，纯属夸张之辞，且为后世批判北洋舰队腐败而滥用。实际上，《李》也多次引述泰莱的说法，提及他最轻视刘步蟾而颇称道邓世昌与李鼎新等，但也指出他并非正式海军出身、很多评论傲慢而有偏见。有意思的是，《龙》书其实在注释中也提及了丁汝昌本人的报告，但还是没有采用其说法，可能作者根据其他方面的分析认为丁的战后报告“回避问题要害，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因而怀疑丁在此问题上的可信度。

以上两例是随手翻检所得。如果说前一差异与两作者对李鸿章这一人物的理解有关，而后一差异则似乎只关乎事实判断。然而果然如此么？事实上，前述关于“定远”舰首炮问题的分析已经反映出，即使是丁汝昌缘何受伤的事实判断也与相关事实提供者的可信度——即对人的理解——纠缠在一起。然而，人心难测，试图通过历史流传的真真假假的只言片语去窥测人心更是难上加难。上面所列举的关于历史解释与评价的差异可能还不显著，而对同一历史事件、同一历史人物有着截然相反的观点的著述则实不罕见。这也就提醒我们有必要深思历史解释与评价的可能性究竟如何，而当我们阅读历史著述时也有必要对相关论述保持足够的敏感。


《李鸿章与北洋舰队——近代中国创建海军的失败与教训》 王家俭著 三联书店 2008年12月北京第1版

《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 姜鸣著 三联书店 2002年12月北京第1版

“巴特说：‘事实无它，仅是语言性的存在。’德里达亦附和道：‘文本之外，别无它物。’不可否认，后现代史学呈现有‘语言迷恋’（linguistic obsession）、或‘文本崇拜’（the fetishism of text）的倾向。他们动辄标新立异、过度解释，以至人言言殊，背离了‘语言’作为沟通的基本宗旨。归根究底，后现代的阅读观点只着重符号或文本的‘示意作用’（signification），而鲜少措意‘沟通’与‘效度’（validity）的问题。他们但求其异而略其同，似乎遗忘了维特根斯坦长久以来的教诲：莫让语言对我们的智力产生迷惑。

“是故，在‘语言转向’后，即激起一股返归经验的浪潮，他们固然承认语言的媒介作用，但坚持‘经验的不可化约性’（irreducibility of experience）。毋怪晚近的‘后·现代主义’（post-postmodernism）不少人出自重视‘硬事实’（hard facts）的马克思阵营。即使检视中文的语汇，我们亦可发现诸如：‘得鱼忘筌’、‘辞不达意’、‘意在言外’等等对语言无奈的感叹。晚近语言哲学的探讨复指出，‘语言’得以指涉实在（reality）乃吾人知晓任何语言的先决条件（precondition）。”

—— 《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 黄进兴著 三联书店 2008年12月第1版 205－206页

《柏林日记》作者是美国人威廉·L·夏伊勒，他在二战爆发前后那段时间担任驻德的记者，该书即是那段时间他所记下的日记。书中记载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内容丰富，范围广泛，包括对纳粹德国要员的近距离观察、重要事变的亲身经历、战事发展的详细记录、普通民众对局势的看法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等等。靠着敏锐的观察和冷静的分析，作者就局势发展提出了不少独到的看法，其中不少预测被后来的历史所证实。作者对希特勒等人的刻画分析，也极为生动传神，对于深入理解其行为逻辑及至相关的历史事件不乏启发意义。另外，作者还以本书为基础写成了有名的《第三帝国的兴亡》。

1．在试图理解二战初期盟军在法国迅速溃败时，作者根据自己的观察总结了两点原因：盟军将领普遍老迈僵化，思维还停留在一战经验，而德军将领普遍年轻，富有活力且身先士卒；德军官兵间的同志情谊及军队的良好待遇极大鼓舞了军队士气。而在解释法军低落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战斗意志时，作者还提到一个因素，即共产党（法共？）宣传的恶劣影响——他们的口号是：决不战斗。（pp.328－335）没想到法共还有过这一出，不知作者此处的消息来源是否可靠。

2．就盟军将领军事思维的陈旧僵化，作者举了一个生动的事例：在法国投降的几周前，“英帝国总参谋长埃德蒙·艾恩赛德（Edmund Ironside）将军还在伦敦对美国记者们吹嘘他拥有的巨大优势，因为在法国的几名英国将军在世界大战时都担任过师级指挥官，而德国将军们都比他们年轻，而且在上次战争中从未指挥过超过一个连的部队。埃德蒙德爵士认为，他手下的老迈将军们拥有的世界大战经验最后将决定一切”。（pp.331）

3．在作者看来，戈林之所以在德国民众中享有仅次于希特勒声望，原因在于他的亲和力，即与希特勒那种传奇性的神秘的存在不同，戈林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尽管他骄傲虚荣、奢侈贪婪，但民众对此并没有多少厌恶感，一方面因为戈林的很多嗜好似乎也是德国民众的嗜好，另一方面戈林在表现出如此特性的同时不乏孩子气，甚至可以说非常像一个好心眼的大块头孩子。（pp.345-346, 437-439）另外，戈林在向希特勒提出建议时也不像希特勒的其他心腹一样过于小心拘谨。（pp.440）当然，这个坦率的“大男孩”并非心软之人。

（《柏林日记——二战驻德记者见闻（1934－1941）》  ［美］威廉·L·夏伊勒著  张若涵译  新星出版社  2007年2月第1版）

“佛教才刚刚（于公元1世纪由印度人）传入中国并开始被接受，中国的佛僧们（自法显和尚起）就于公元4世纪后期自发地组织起旅行来，有时还弃法律于不顾秘密地进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玄奘了，公元627年，他也是在法律不允许的情况下不得已而偷偷摸摸地出发，但他于公元644年回国时却受到唐太宗极为盛大的欢迎。此后，一些大型的佛经翻译机构也纷纷建立起来。中国的僧侣还组织了一系列前往印度学习并收集佛教经典文籍的远征考察，在公元10世纪之前就得到了56部，其中34部是走水路从广州运来的，另外的22部是走陆路穿越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印度的库什才到达的。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中国进入现代之前同外国文明交流时所具有的伟大而持久的主动性。”（语言帝国：世界语言史》 ［英］尼古拉斯·奥斯特勒 章璐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4月第1版 147页）

将“远征考察”这个词与古代中国人的行动联系起来实在给人一种奇异的感觉。尽管存在着用现代思维误读历史的风险，但这个词的使用却也提示我们，古代中国人在“封闭保守”的这一刻板形象（这种形象本身也是一种现代产物）之下有着另一种可能的面目。对于那些以僵化的态度对待传统的人来说，这另一种可能无疑也是一个讽刺：他们汲汲推崇捍卫的“纯洁”传统早就打上了“世界制造”的烙印。

最近，美国政府试图改变以往军队对同性恋的歧视政策（见《美国拟立法允许同性恋军人公开性取向》：http://war.news.163.com/10/0529/12/67RQLUV800011MTO.html）。尽管，这一新闻对于中国来说似乎并无多大关系，但我们也很难说未来中国政府与军队就一定不会面临同样的问题与选择。

对于反对改变同性恋政策的人来说，军队允许同性恋公开身份会带来种种不便与问题；但对支持这一改变的人来说，只要一个军人能够胜任他的岗位，其性取向根本是无关紧要的，而且同性恋平等的服役权利显然要比那些不难通过合理安排解决的技术性问题更重要。

其实，同性恋在军中服役的历史由来已久，最著名的便是古希腊城邦底比斯的“神圣营队”。“神圣营队”由一百五十对男性同性情侣组成，因其骁勇善战而成为底比斯的尖刀部队，为底比斯击败斯巴达称霸希腊立下过汗马功劳。其强悍战斗力的根源并不难理解：对于并肩作战的情侣来说，有谁愿意在爱人面前显露怯弱？又有谁不会为爱人的安危而奋勇拼杀？他们的事例实际上说明容纳同性恋与削弱军队战斗力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而对于那些习惯简单套用异性恋模式（男/女；强/弱）理解同性恋或将同性恋者等同于娘娘腔的人来说，“神圣营队”的事迹可能也不乏启发意义。

话说回来，美国政府的这一动作并非源于某种突然发现或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多年来各种同性恋维 权组织与人士不断吁求的结果。以社会思潮领导者自居的美国大学自然也其列，它们不仅付诸言论而且还采取了行动。例如，哈佛大学拒绝预备军官训练团（ROTC）进驻校园，而大部分著名的法学院也都不允许军队在其校园中招募人员。当911事件发生后，五角大楼意图用《所罗门修正案》强迫法学院们就范，多所法学院与法学教授提起诉讼与之抗争，而哈佛法学院的学生们还组织起来参与各种嘲弄军方招聘人员的面试：他们在面试中积极表现，而当对方最后表示兴趣时却宣布自己是同性恋——一个巧妙的讽刺。

当曾在华盛顿政治圈子里浸泡多时的经济学家劳伦斯·亨利·萨默斯在911事件后成为哈佛校长，他试图让预备军官训练团重返哈佛校园并重申爱国精神，然而这一做法却在哈佛师生中造成了分歧。“萨默斯似乎并不在意军方对同性恋者的歧视这个问题。每次谈及预备军官训练团时，他通常都回避提及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尽管只是‘越战’时期遗留下来的问题，现在却成为了哈佛大学不让军方在哈佛校园内招募人员的主要原因。他对爱国精神的强调也让哈佛的教师们大为吃惊，给大家一种反智的印象。哈佛的使命是探求真理，却不管这一真理在报纸专栏作家和华盛顿的政治家心目中是不是爱国。”（《哈佛规则：捍卫大学之魂》 ［美］理查德·布瑞德利著 梁志坚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1月第1版 176页）

面对哈佛教师在反对歧视同性恋的问题上的严肃态度，萨默斯无法让预备军官训练团重返校园。该事项必须全体教师投票表决才能决定，而萨默斯实际上不敢拿自己的政治资本冒险，因而他也只是口头上说说。至于萨默斯对爱国主义的推崇，也在继任校长（萨默斯不久因关于女性科学能力的失言而被迫辞职，不过那也只是直接诱因）的就职演讲中得到了回应：“哈佛的存在不是为了增加美国的国际竞争力！”（见《哈佛新校长就任典礼之江湖版》：http://kaieconblog.spaces.live.c ... 97B9EDD8!3714.entry）

当然，对有的人来说，这也不过是矫饰的谎言；在政府成为大学重要金主的今天，大学很难逃脱利益的羁绊。不过，我更愿意将此视为一种理想的宣示，现实固然难以达到纯粹理想的高度，但对理想的坚持能使人们保有一些希望和勇气。事实上，哈佛等大学的抗争（耶鲁大学的抗争故事《耶鲁与大学自治》：http://freethinking.blogbus.com/logs/38485087.html）以及如今的社会进步也正源于此。而且，我们还可以设想，哈佛等大学为美国软硬实力实际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也许正是它们试图追求真理而非国家利益所收获的无心的果实。

（严重剧透 后果自负）

希帕提娅（Hypatia，公元350年与370年间－415年），西方古代著名的女性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活跃于罗马帝国晚期的文化中心亚历山大城。据说拉斐尔名画《雅典学园》中的那位白衣女子便是她。希帕提娅的父亲及导师席昂（Theon），是举世闻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最后一位名传史册的数学家。大约在公元400年时，希帕提娅凭借卓越的学识成为了亚历山大城柏拉图学派的领袖。她除了进行个人的研究之外，也热心于教学，其声名之大既招来了外国热切求知的学子，也引来了附庸风雅的达官显贵。虽然她本人的著作全都亡佚，但她智慧的形象却得由同时代人的记载而流传千载。与之一同流传的还有关于她美貌的传说，以及悲剧性的死亡。

《城市广场（Agora）》正是一部以希帕提娅为主角并着力刻画其悲剧结局的西班牙电影。Agora是一个希腊词，直译为城市广场。古希腊城邦的城市广场是公民聚集议事之所，因此agora含有公共政治空间的意义。在影片中，正是聚集在城市广场上的狂热群众最终导致了作为希腊文明象征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与希帕提娅的毁灭。影片以Agora为题，其意大概就在于此。

电影所展现的是亚历山大城四世纪末五世纪初的社会图景，其中群众的狂热源于迅猛发展的基督教信仰。自草创以来持续几个世纪的迫害并没有瓦解基督教，反而不断刺激了其时而松弛的神经并帮助其克服了内部的分裂。到了四世纪晚期，罗马帝国原来的国家宗教多神教日薄西山奄奄一息，而基督教却如旭日东升大有席卷帝国之势。最后一位信仰多神教的罗马皇帝尤利安于公元363年死于波斯战场，而狄奥多西大帝终于在380年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作为异教象征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以及希帕提娅所教授的哲学，难以见容于宗教激情日渐高涨的基督教信众。尽管希帕提娅的学生中不乏著名的基督徒（比如后来成为托珞麦斯地方主教的辛奈西斯Synesius），但狂热的群众从不愿屈服于逻辑，更何况她对埃及总督欧瑞斯提斯（Orestes）（在影片中他是希帕提娅的学生与爱慕者）的影响已成为主教西里尔（Cyril）扩张自己势力的障碍。于是，亚历山大图书馆终被摧毁，而希帕提娅也难逃暴民的毒手。

影片主线围绕希帕提娅的活动展开，主要包括她的教学研究活动以及对宗教狂热（无论是多神教的，还是基督教的）的抵制。在其中还穿插了她以月经布断然拒绝求爱者的著名传说，在影片中后来成为总督的欧瑞斯提斯充当了这位失败的求爱者。影片的另一线索则围绕虚构人物达乌斯展开。达乌斯是希帕提娅家的奴隶，一直偷偷地崇拜并爱慕着女主人，然而奴隶身份是他难以逾越的鸿沟。与此同时，宣扬兄弟之爱的基督教逐渐吸引了他（这也正是基督教在下层群众中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面对爱情与信仰的冲突，他终于选择了信仰。然而，基督教信仰带给他自由的同时，也将他卷入不断的宗教仇杀。当他对信仰日益困惑之时，他得知下一个谋杀的目标就是希帕提娅。尽管他试图拯救她，但最后还是无能为力。除此之外，达乌斯对希帕提娅的默默爱慕也与欧瑞斯提斯咄咄逼人的求爱形成对比。影片以希帕提娅与达乌斯的两条线索彼此呼应，展现了剧变时代人们所遭遇的心灵冲突与现实困境。

从故事梗概来看，剧情发展理应颇富张力，然而实际观影的感受却并非如此，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影片情节稍显破碎、矛盾冲突缺乏力度。贯穿影片始终的理性与宗教狂热的矛盾本应是影片主线的推动力量，然而电影中描绘希帕提娅探索地心说的部分虽然本身的铺垫及推进都很完整，却游离于主要矛盾的发展之外。于是，电影一进入到希帕提娅进行科学探索的相关段落就好似进入了世外桃源，情节的时钟便静止不动了。至于影片副线，其主要的问题则在于矛盾冲突缺乏力度。影片中，无论是达乌斯的奴隶身份给他带来的痛苦，还是基督教兄弟之爱对他的吸引力，虽然都有所表现，但总是蜻蜓点水浮于表面。而且，希帕提娅对他的关心与欣赏，实际上也在相当程度上消解了影片所给他设置的抉择的困难。这些问题使得影片对他命运的安排显得过于刻意，而且也削弱了他内心冲突本该具有的强度。另外，影片通过他的行为所表现出的他对希帕提娅的爱慕甚至还不如欧瑞提斯，毕竟欧瑞提斯还在西里尔面对面施加的巨大压力之下拒绝背叛希帕提娅，而达乌斯所做的却只是帮助她痛快地死去。

电影着力表现的是基督教信徒的狂热与希帕提娅及其代表的理性的冲突，然而对此矛盾的刻画却未必完全符合历史事实。要知道，希腊哲学并非完全与宗教信仰无涉，亚历山大图书馆本身即承担着多神教的宗教职能而非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影片开始图书馆中举行的祭祀仪式也反映了这一点），而希帕提娅所属的哲学流派也很可能是富于神秘主义色彩的新柏拉图主义。从历史的角度看，希帕提娅所秉持的理性很难说没有摻杂宗教信仰的成分。然而影片在对希帕提娅形象的刻画中回避了她对多神教信仰的态度，特别是后来她对辛奈西斯的表白——“我必须怀疑”——几乎使她成为一个无神论者。当然，电影并非历史著作，简化矛盾有时也有助于突出主题与人物，不过如果充分描绘现实矛盾的复杂性也可能为电影带来更加丰富、深刻的意义。

尽管希帕提娅的理性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理性，但如果走向另一个极端，将希帕提娅与基督教狂热的对立完全理解为两种不同宗教信仰的冲突恐怕也简化了问题。这种理解等于完全否认了现代理性的历史根源，并且也无法改变对希帕提娅所施加的暴行的恶劣性质。关于希帕提娅的死，历史记载远比电影中的安排更加惨烈残酷。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在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关于希帕提娅有如下叙述：

“数学家席昂之女希帕提娅，受其父学说启蒙，她以渊博的评注，精准完备地阐释阿波罗尼奥斯与丢番图的理论；她也在雅典与亚历山大城公开讲授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哲学。这位谦逊的处子颜如春花初绽，却有成熟智慧，她拒绝情人的求爱，全心教导自己的门徒。最荣耀、最显赫的大人物们，个个迫不及待地想要拜访这位女哲人。而西里尔以忌妒之眼，盯视她讲学处门前云集的冠盖车马、随从奴隶。于是在基督徒间谣言悄悄散开，他们说席昂之女是罗马官方与大主教之间握手言和的唯一绊脚石。这块绊脚石很快就被移开了，在一个致命的日子里，在四旬斋的神圣斋期里，希帕提娅被从她的两轮车中扯出，衣物给撕得稀烂，一路拖到教堂，并遭礼拜朗诵士彼得（Peter the reader）、一群蛮人与残忍的狂热分子们，以徒手毫无人性地屠戮致死，尖锐的蚌壳将她的肉从骨上刮下，还在颤抖的断肢则被投入火中。正义的调查与惩罚最后因适时奉上的礼物而作罢，但希帕提娅的谋杀案，已在亚历山大的西里尔的人格与信仰上，印下无法拭除的污点。” （转引自维基百科“希帕提娅”中文词条）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在当时此类谋杀尚被视作可耻的罪行。不幸的是，当基督教最终巩固了自己的支配地位，对异端的残酷暴行也成了值得赞美的举动。事实上，到了公元七世纪，教会人士关于希帕提娅的记载便已然将她描绘成了巫婆样的人物，并将对她的谋杀视为“摧毁了亚历山大城中偶像崇拜最后的余毒”（转引自维基百科“希帕提娅”中文词条）。自然，宗教本身从不能杀人，但狂热的宗教信徒却可以。也不止是狂热的宗教信徒，很多打着“真理”、“科学”旗号的理论的狂热追随者同样在历史上犯下过累累罪行。他们的狂热源自对所信仰对象的轻率肯定，这种轻率因而也轻松的肯定封闭了他们的思想，使得他们乐于接受现成的解释而拒绝怀疑，更甚于此的是，他们不仅自己拒绝怀疑而且敌视一切异议。于是乎，初衷再美好的宗教、理论，也难免种下龙种收获跳蚤。尽管如此，对于背负沉重的现实生活的人们，形形色色真真伪伪的信仰依然以其种种许诺种种诱惑吸引着他们。波兰作家显克维奇的著名小说《你往何处去》描写了在基督教横遭迫害的时代主人公艰难地追寻信仰的故事，其书名正仿佛坚定信仰对迷途羔羊发出的呼唤。可是，迷途羔羊们要小心，当坚定信仰必需血腥来彰显，你也应该问它一句：你往何处去？

1．“我认为，把小说当成布道坛或讲坛，这纯属一种陋习。让读者以为读小说可以轻松获取知识，我觉得这是对他们的误导。没办法，知识只有通过努力学习才能获得。”（《巨匠与杰作》 ［英］萨默塞特·毛姆著 李锋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8月第1版 7页）

2．“他（我注：作家）不需要吃下整头羊才能知道羊肉是什么味道，光吃一块羊排足矣。然后，通过对所吃羊排发挥自身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可以向你详尽地描述爱尔兰炖羊肉味道如何；可如果他并不罢休，接着开始大谈自己对牧羊、羊毛产业、澳大利亚的政治局势有何看法的话，你最好还是有所保留地听取。”（同上，7－8页）

让人想到《狼图腾》，那似乎就是一部由“羊肉味道”谈到“澳大利亚政治局势”的小说。

3．“可是剧本写出来是用来演的，而不是用来读的；剧本能有文学特色自然是好事，但这并不能使之成为好的剧作，反而可能（而且确实经常）破坏了它的可演性。”（同上，24页）

该书还提到，萧伯纳的剧作在德国的演出要比在英国成功得多，萧伯纳本人将此归因于英国观众的愚蠢及德国观众的高明。不过，毛姆却以为那不过是因为德国导演无情地删去了冗余台词，而英国剧团却不得不在作者的坚持下念出剧本上的每一个字。

4．“即使在今天，谁敢说没有见过这种既溜须拍马又傲慢自大的人？有些人已经学会表面温和，以此来掩饰自己，只能让其更为可憎。”（同上，66页）

5．“然而恋爱和陷入爱河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没有欲望可以恋爱，但没有欲望却绝不可能陷入爱河。”（同上，74页）

根据上下文，这里的“欲望”就是指性欲。

6．“我必须一遍遍地重申：读一部小说并非是为了获得教育、启发心智，而是为了获得思想上的享受，而假如你发现自己不能从中得到这种享受的话，那你最好就干脆别读了。”（同上，201页）

7．“我个人认为，麦尔维尔写这几章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同许多自学成才的人一样，他过于重视自己千辛万苦学到的东西了，所以无法抗拒炫耀这些知识的诱惑，就像在其早期作品中，他‘随心所欲，通篇都是伯顿、莎士比亚、拜伦、弥尔顿、柯勒律治和切斯特菲尔德，还有普罗米修斯和灰姑娘、默罕默德和埃及艳后、圣母玛利亚和天国美女、梅第奇和穆斯林’。”（同上，202页）

8．“你必须容忍他（我注：麦尔维尔）的奇思异想、他的反常品味、他的乏味玩笑、他的结构失误，因为他的语言频频出彩，他对情节的描述生动刺激，还有他对美的细微感受，以及他那些‘神秘’冥想中所蕴含的悲剧力量，正是由于此人头脑笨拙、不善推理，才让这些特点显得充满情感、触动人心。”（同上，202页）

9．“害羞的人通常都有点爱表现自己，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她（我注：艾米莉·勃朗特）身着可笑的羊脚袖衣服，就是为了显示自己对这些平庸之辈的蔑视（跟他们在一起时她说话老是结结巴巴）。”（同上，220页）

10．“就身体上的受苦而言，我的体验就是：长时间的病痛只会让人牢骚满腹、自私自利、心胸狭窄、卑鄙嫉妒。远远不是让他们变得更好，而是更坏。当然了，我也知道有些人（我本人就认识一两个）长期为病所困、无法恢复，反倒充满勇气、没有私心、忍耐顺从，但他们之前就有这些品质，只是特定场合将之展现出来而已。再就是精神上的受苦。但凡在文学界浸淫时间够长的人，都见过一些先是大获成功、而后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又完全失去的人。这让他们沉沦痛苦、怨恨忌妒。我仅仅能想出一个人能够勇敢、体面、坦然地忍受这种不幸以及由之带来的屈辱（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这种感受）。毫无疑问，我所谈论的这个人曾经拥有过这些品质，但他如今的轻薄草率却已让人无法看出来了。受苦是我们人类命运的一部分，但这丝毫不能减少苦难的罪恶。”（同上，261页）

11．“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有坏地主也有好地主，有奸商也有良商，有好农民也有坏农民。认定只有在农民当中才有美德，这只不过是文学上的错觉。”（同上，288－289页）

12．“必须拿什么跟创作冲动结合起来，才可能让一个作家写出有价值的作品？我觉得是个性。有的个性让人欢喜，有的个性令人不快，这都没关系。重要的是，凭借其性格上的特点，作家能够用一种独有的方式看问题。哪怕他看问题的方式在大众眼里既不合理也不真实，也都无所谓。你可能并不喜欢他所观察的那个世界，比如说，司汤达、陀斯妥耶夫斯基或者福楼拜眼里的世界；但他在展现这个世界时所表现出的力量，却让你无法不感动；或者，你很喜欢他的世界，就如你喜欢菲尔丁和简·奥斯汀的世界一样，那么这位作者便会博得你的喜爱。这都取决于你自身的性情，跟作品本身的价值无关。”（同上，297页）